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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供给侧改革研究

发布时间:2018年03月26日

[摘要]供给侧改革已成为引领各行业发展新常态的抓手。面对中医药对外贸易的下行压力大、研发创新能力不足、中医药产业形态“多、小、散”的特征、中药材金融属性明显等现实问题,中医药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中医药独特的文化与资源优势,以及近年取得的发展成果为其供给侧改革提供了良好基础。中医药诊疗模式的创新、服务与产品的相互渗透、中医中心在海外的引领作用、开拓创新性的跨界合作,以及完善标准建设与市场引导为中医药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可行举措。中医药供给侧改革的实现离不开“创新、文化、合作、自信”四大原则。

[关键词]中医药;供给侧改革;服务贸易;“一带一路”;创新;跨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下简称“供给侧改革”)自提出以来,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成为各个行业引领发展新常态的抓手,中医药作为我国卫生医疗领域独具特色且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需要积极参与。刘延东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做出重要批示,指出应着力推进中医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也提出应从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传承创新等四大方面推进中医药领域供给侧改革[2]。对供给侧改革的认识可理解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具体包括即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3]。实现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供给、生产端入手,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并将发展方向锁定在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4]。面对中医药对外贸易的下行压力大、研发创新能力不足、中医药产业形态“多、小、散”的特征、中药材产销失衡、金融风险显现等现实问题,中医药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1中医药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1.1中医药对外贸易面临严峻挑战

在经历了长期中高速稳定增长后,中医药行业对外贸易呈现出调整态势,这说明中医药行业面临一定瓶颈,体现出中医药供给侧改革的紧迫性。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医药对外贸易总量下滑。中国中药产品出口额在经历了从2005年的8.3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37.7亿美元的高速增长阶段后,2016年回落至34.36亿美元,出口量和出口额出现“双降”[5-7](图1,数据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第二,中医药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我国的中药产品出口结构中,又以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为主,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产品附加值高的中成药和保健食品占比仅维持在7%~8%[5-6],从中国出口的中药材及饮片和植物提取物,成为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原始材料。第三,中医药对外贸易呈现的区位局限性。中国的中医药对外出口一直以亚洲地区为主[5-6],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受地缘文化差异及中医药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依旧不足等原因,中医药仍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尚待发掘。

1.2中医药企业规模小,产能落后

2014年,中国中药企业数量超过60000家,但其中规模50人以下的企业占比90.8%,年收入在千万以下的企业占比高达91.27%[8]。说明我国中医药企业多为中小微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收入偏低,呈现出“多、小、散”的行业形态,暴露出国内中医药企业综合实力不强、行业集约度不高的产能形态相对落后的现状,不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与竞争。

1.3中药材产销对接不足,暗藏金融风险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展中药材生产积极性虽然受“健康中国”战略影响得到极大刺激,但中药材供需关系尚不完备,产销对接问题突出,导致中药材市场过热,枸杞子、白莲子、山药、连翘和生地等中药材产量“产大于销”的过剩风险已经逐步显现[9]。究其原因,是中药材种植方对于市场需求未进行理性分析,“盲目跟风”现象普遍存在。中药材也成为部分囤货商以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的牟利手段,成为中医药市场潜在的一大风险,无助于市场供需平衡与良性发展。

1.4研发创新水平滞后

中医药研发创新水平滞后的现状,是目前中医药行业最主要的“短板”,不仅导致了行业利润不足,还不利于中医药产品的精品化、行业的集约化与企业的规模化发展,更将导致我国在相关领域话语权的被动。这分别体现在:一是产品单一化,附加值低下,中药产品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二是部分中医药企业不勇于开拓创新,“吃老本”现象严重,或企业拘泥于古法的丸剂散剂制备工艺,或仅仅局限于“仿制药”的生产;三是相关行业缺乏产品标准规范,难以冲破国外的相关技术壁垒;四是上述落后现状导致的“洋中药”泛滥现状。

2中医药供给侧改革的积极意义

2.1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行业形态

中医药供给侧改革应当重视商品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中成药、保健食品的创新研发能力与销售渠道,优化调整结构,实现中医药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中医药进行供给侧改革,提高研发水平,不仅提高净利润、优化产业结构,还可以引导落后、过剩产能的淘汰与更新,改善中医药企业“多、小、散”的行业形态,更可为提升中医药话语权提供技术支撑。

2.2改善中医药研发创新

“短板”中医药行业对外贸易的下行压力、中医药企业“多、小、散”的产能形态、中药材的金融属性等问题归根结底,是离不开我国中医药行业相对滞后的研发创新能力现状的,是中医药行业凸显的“短板”。将中医药发展方向锁定在新兴领域、创新领域,提升中医药研发创新能力,淘汰落后产能,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医药产品附加值与服务质量,还能提升中医药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实现行业集约化与良性竞争。

2.3提高中医药及中国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同志称中医药是“打开中国文化宝库的钥匙”[10],充分说明中医药作为一门传统医学已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然而由于业界对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缺乏重视,未能充分挖掘中医药行业自身的人文内涵,一直使中医药贸易处于简单粗暴的产品出口的初级阶段,导致了中医药供给侧难以从“做产品”向“做服务”转变。中医药供给侧改革要充分打出“文化牌”,提升产品价值与服务影响力,使中医药优化升级、重新焕发活力,不仅将提高中医药自身的文化地位,更将助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2.4提升中医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在现代医学主导的世界卫生体系环境下,中医不仅要与主流医学争夺国际话语权,还需要与其它补充替代医学竞争领军地位。对于中医药行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实现中医药的优化升级,挖掘中医药的文化附加值,完善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将为提高中医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供必要的基础。这有助于将中医药的优势推向世界,为中医和中华文化向国土之外扩展搭建平台,使中医在服务全人类健康中得到广泛传播。

2.5建立“第二国防”

在世界各国面临医疗负担不堪重负、资源危机加深与文明转型困难等现实问题背景下,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11]提出了“应将依托可再生资源、以促进人类自然健康为核心的中医药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起以中医药为基础的‘第二国防’”的战略,达到预防人类病患、捍卫生命健康、保卫民族生存、抵御外来疾患侵入的的根本目的。中医药的振兴事关人民健康与国家安全,重要性不容忽视,更说明了中医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必然性与紧迫性。

3中医药供给侧改革的良好基础

3.1文化基础

这体现在中医药超前的预防医学思想、深远的人文精神内涵和哲学理论基础。中医学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是为预防为主的“治未病”预防医学思想[12];中医学诞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与色彩,是经历了近代“西学东渐”,西方强势文明对中华古老科技文明扫荡性冲击后唯一保存至今的硕果[13];中医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重在促进人的生命全程自主实现;充分利用预防医学思想、借助人文医学内涵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从而达到“未病先防”的目的,并通过与文化的渗透与融合,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是中医药供给侧改革的一大重要推动力。

3.2资源基础

一是丰富的人才资源,我国门类齐全的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学会,具有较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并每年培养了大批的中医药专业毕业生,为中医药进行供给侧改革奠定了人才基础;二是多样化的产品形态,这体现在丰富的医疗手段方式、品类繁多的各地民间自然疗法品类、丰富可开发用于中医药康复旅游的自然资源、多样化的保健养生的药膳品种、悠久灿烂的中医药文化形态[14];第三是经济实惠的特征,中医药运用中医药物治疗、针灸推拿治疗、药膳养生等方式,在全世界药物研发投入日益巨大、西药成本居高不下,“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凸显的今天,是中医药供给侧改革的另一大优势。如北京市三级中医医院次均诊疗费用为194.34元,低于综合医院的303元;骨折中医闭合复位收费仅80元,低于西医开放手术的889元[15]。

3.3发展成果基础

“十二五”时期,中医药发展在战略地位、医疗服务体系、科研水平、教育水平、文化影响力、中药资源、民族医药、海外发展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16],近五年来中医药在各方面取得成就的全面性为中医药供给侧改革了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医药国际化发展也获得一定成就,从20世纪70年代的“中医热”,到针灸推拿在海外逐渐获得认可,以及中医药国际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都说明了中医药在海外的话语权和认可度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已在10个国家建成中医中心[16],这为中医药供给侧改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全世界生根发芽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4中医药供给侧改革的可行举措

4.1创新中医药诊疗模式

中医药供给侧改革应当遵循多层面发展的原则,参与不同级别的诊疗体系发展,有助于中医药诊疗服务体系的全面化多发展。首先,要积极参与分级诊疗制度改革:在中央高度重视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并强调“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背景下[17],分级诊疗的梯度化诊疗体系为以经济实惠为特征的中医药提供机会,运用中医药物治疗、针灸推拿治疗、药膳养生等治疗手段,发挥中医药经济实惠的优势,降低广大群众医疗开支,并减轻财政支出压力。其次,以高端个性化诊疗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所谓个性化诊疗,就是“辨证论治”这一中医基础理论核心与时俱进的诠释,这与国外高端个性化定制服务的内涵一致。中医药产业要牢牢抓住这一优势,将中医药个性化的特征融入中医药服务贸易形态,提高中医药服务在国内的社会影响和海外的地位形象。

4.2服务与产品相互渗透,促进有效供给,优化产能形态

中医药通过供给侧改革,优化产品与服务,实现个性化诊疗的过程中,应当做到服务与产品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做到“以产品优化服务,以服务促进产品”。一是以中医药高质量的产品改善中医药服务质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化解落后剩余产能;二是以中医药服务为手段,提升中医药产品的附加值,促进中医药产品的有效供给,淘汰落后中医药产能,改善中医药行业“多、小、散”的业态困境,实现中医药企业与产业的优化升级。

4.3中医药海外发展要强化“中医中心”的引领作用

中医药供给侧改革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寻求海外发展突破,就要充分借助中医中心医药、保健、科研、教育、产品、文化“六位一体”的功能,强化中医药在海外推广的引领作用。上海中医药大学在马耳他建立的上海中医药大学海外中心,打造绿色生态特质的诊疗中心、引入针灸推拿医师、合作开展中医教育、形成医教研协同合作模式、并借助马耳他的旅游资源开展中医旅游,体现了中医中心“六位一体”的功能特点[19],并带动所在国家的中医药各方面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中医中心的发展要遵循以下四大原则:一是要走“高端文化牌”;二是要融入教学与科研功能;三是要试行多样化的服务;四是要充分发挥平台的优势,发挥文化宣传作用,旨在从医疗、保健、服务贸易、教育、科研、文化等六个方面在中医药海外发展中起到带头引领作用。

4.4勇于开拓创新,重视跨界合作

研发创新能力不足是当前中医药供给侧最显著的“短板”。在多学科交叉成为大势所趋的新时代背景下,创新、合作将为中医药供给侧改革带来思路,这可以体现在与其他行业的“跨界”合作、深化产学研合作、探索新的合作发展方式、实行“互联网+中医”战略等方面。首先,重视和其他行业的合作,与酒店业、餐饮业合作、旅游业、电影产业等其他行业合作,推出依托于其他行业形态的中医主题服务与产品,扩大辐射效应。其次,深化产学研合作,企业、院校及研究机构应积极寻求交流合作,借鉴国内外产学研国际合作的成功案例,寻求发展途径,将企业发展方向锁定在新兴领域、创新领域,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提高中医药继承、创新、发展效率,为中医药供给侧改革提供可靠的人才资源与知识储备。再次,探索合作发展形式,探索兼具汲取公益属性模式和商业属性模式的优势的新模式。如近年来兴起的公益和商业的合作伙伴模式[18-19]正成为一种新兴的发展趋势,并带动传统的中医药海外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变革。最后,重视在信息时代下依托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让中医药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中医”战略,借助互联网技术与信息化手段,建立“互联网+中医”的中医药现代发展体系,化解当今的医疗痛点问题,创造新的行业发展形式。4.5规范中医药行业标准,加强中医药市场引导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应加强中医药行业标准建设,提升中医药行业规范化水平,提高产品服务质量,实现有效供给,引导落后、过剩产能的淘汰与更新。相关部门还要加强中医药市场引导,提升中医药产销对接水平,避免中医药行业“产大于销”的产能过剩风险,同时应防止中药材“囤货”现象,防范化解中医药金融风险,引导社会资本及力量正确、有效投入中医药建设中。

5中医药供给侧改革需要坚持的原则

“十二五时期”中医药事业获得长足发展,为中医药“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医药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中医药也面临对外贸易下行压力大、研发创新能力不足、中医药产业形态“多、小、散”的特征、中药材金融属性明显等现实问题。中医药在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离不开“传承、创新、合作、自信”四大原则:一是要以继承为根基,坚持教育先行。中医药供给侧改革要重视中医药人才的建设,强化中医药人才建设的经典教育、临床素养与师承体系,提升中医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二是要以创新为动力,强调与时俱进。中医作为一门传统医学的同时,其发展也应当是一个纠偏正弊的过程,每一位中医人应当坚持接纳与批判共存、传承与创新并举。三是要以合作为途径,注重以人为本。中医药要重视多方面合作的同时,应当抓住其人文特质,巩固“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传承并创造全新的中医药文化形态。四是要以自信为前提,深化文化自觉。中医药作为世界留存最为完整的传统医学体系附着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故每一位中医人都应当具备充分自信的底气实现“文化自信”,更离不开每一个中医药工作者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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